屈哨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语言问题

2020年第1期

专题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生活

本期嘉宾

屈哨兵

广州大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及应用语言学。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语言问题

屈哨兵

（广州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提 要 本文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语言问题。文章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从“一国两制”的角度和大湾区战略定位的角度梳理，提出了9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功能及与之相关的“三文”问题，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对语言建设提出了哪些要求等；第三、第四部分分别从空间格局和领域格局对大湾区语言建设提出了9个方面的策略建议，主张根据大湾区发展建设的不同场景、不同阶段、不同任务，分别采取示范、呼应、融通、互渗、服务和“双通”相谐、效率优先、重视多语多言能力的培养、融通主导等不同的语言建设策略。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问题；语言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作为跨区域国家战略发布后，对《规划纲要》进行解读、对大湾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已经有很多，这些解读和研究大多围绕《规划纲要》所涉及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城市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取得了比较丰富的阶段性成果（陈广汉 2018 ；曾志敏 2018 ；张思平 2019 ；国世平 2018 ；马化腾，等 2018 ；南方日报社 2018a；南方日报社 2018b）。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专门从《规划纲要》所涉及的各个主题入手，或观察比较，或解释现实，或分析发展，其中很多是国家智库性质的建言，对大湾区的发展建设开局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文换一个角度，从大湾区语言建设方面着眼，观察分析《规划纲要》所涉及的大湾区发展的有关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全文共4个部分：第一、二部分侧重于问题观察，第三、四部分侧重于从不同角度提出策略建议。

一、“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三文”问题观察

如何描述大湾区内各区域彼此之间的异同？“一国两制”+“三X”是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描述大湾区发展规划要素背景的方式，这里的“X”包括：（1）关税区（“一国两制”3个关税区）：内地、香港、澳门是3个不同性质的关税区；（2）货币（“一国两制”3种货币）：内地使用的是人民币，香港使用的是港币，澳门使用的是澳门币；（3）法律（“一国两制”3种法系）：内地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澳门属于大陆法系（成文法），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判例法）。关于“三X”，有的还提到3个合同区、3个教育区等（马化腾，等2018）。事实上，除开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可以归入“X”范围内，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三文”。目前对大湾区规划建设推动层面的关注比较多地集中在税、法、币这几个方面，认识也比较一致，认为“保持‘一国两制’背景下‘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体制，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潜力所在、动力所在、特色所在”。相较而言，《规划纲要》发布后，不管是从规划层面还是建设层面上，学界对大湾区“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三文”（中文、英文、葡萄牙文）还关注得不够多，对于“三文”以及与“三文”有关的大湾区范围内的各种语言问题及其与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关系还缺少更加深入、系统的梳理。对于“三文”里的“中文”，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理解，这里不排除有的人群直接将“中文”和粤方言（香港话）之间划等号的情况，更多时候，人们会把“中文”再分解成“两语”，即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和粤方言，所以又有“三文四语”（普通话、汉语粤方言、英语、葡萄牙语）的说法。为了便于观察问题，本文在使用“中文”这个概念的时候，主要是指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纲要》在“前言”中提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在“总体要求”中则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加以强调。从某种意义上看，“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是粤港澳湾区最大潜力所在、动力所在、特色所在，这一说法是在尊重“两制”之利的基础上得出的一种判断。那么，如何看待“三文”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呢？分别从“一国之本”和“两制之利”的角度看，可能会对此提出不同的问题。

（一）从“一国”角度看

     问题一：从“一国”的角度看，国家通用语言应该与国旗、国徽、国歌等受到同样的重视吗？

国家官方语言的通行是维护一国范围内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情感认同重要的文化基础，如果在很长时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一个地区的通行通用程度较低，那么“一国”的基础是否就会受到影响？在过去的历史和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因为语言问题而影响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实例（周庆生 2001）。一旦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常常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其和国歌、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在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在香港由所谓“反修例”引起的事件中梁振英、林郑月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表态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2019年8月3日，香港街头的所谓的游行示威者藐视相关法律，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将国旗扯下丢入海中。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此表达了强烈谴责，并请全港市民提供资料，全力协助缉捕狂徒归案，悬赏100万港元向公众征集线索。而在此之前的一些激进示威者在2019年7月21日下午包围冲击中联办大楼并污损国徽，受到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强烈谴责，她指出其性质是公然挑战国家主权，触碰“一国两制”底线，伤害民族感情。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也就此多次表明严正立场，这说明国人对具有国家意义的象征是十分重视的。香港这次延续数月的风波，最后演变为讲普通话的 人被激进示威者辱骂围殴。相对国徽、国旗、国歌而言，语言问题似乎更为敏感也更为复杂，因为语言和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时时相关、处处相关，上到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媒体，下到每时每刻的人际交流，须臾不可或缺，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象征。那么，国家通用语言在进入大湾区时代后，下一步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走向呢？

     问题二：如何在宪法和两个特区的基本法框架下建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等珠三角九市。就“一国”意义上看语言文字，珠三角九市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推行上虽然存在不同方言区中如何更好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问题，但基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使用所形成的基础十分牢固，国家认同深入人心，即使在十年前广州地区发生的“撑粤语”事件中，相当一部分主张“撑粤语”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是十分清醒的。但是基于香港与澳门割让租借这段特别历史的存在，两个地区对回归之后的语言使用有着不同于内地的法律赋权，这方面的问题就变得有些不简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这也正是我们现在说英文和葡文分别是香港和澳门的法定语言的原因。两个基本法中使用的是“中文”这个概念，而不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者“普通话”“规范汉字”这一组概念，究其原因，显然是要通过这个概念把粤方言（当然还可以包含其他汉语方言）统入其中。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框架中，基于“一国”基础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下一步的发展建设中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远期展望到2035年，我们在这方面的语言建设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二）从“两制”的角度看

如前文所提及，在现有的“三X”所涉事项做出的判断，更多的是看到了“两制”之利；利用关税、法律及货币上的各自优长做出相关建设推进，用《规划纲要》的话来讲，达到的是“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和“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样的目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所谓“三文”问题和其他几个“三X”思考的起点或者大体一致，其努力所要达成的目的也应该具有上面所述相同的价值追求。现在的问题是，在《规划纲要》出台之后，不管是学界还是政界业界，在相关的“三X”梳理过程中，为什么“三文”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呢？ 

     问题一：是因为一种功能认可的潜意识吗？

在《规划纲要》决策过程或者推动实施过程中，大家是否对大湾区内的“三文”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或者某种共同的潜意识？因为基于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本身具有的嵌入性，有可能会导致大家在谈到“关税、法律、货币”等不同内容时，潜意识认为其相关的语言本身就天生附着在不同的内容之中，如果相关的“X”问题得到了解决，相应的语言问题就自然得到了解决。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潜意识”是否意识到语言本身可能就是推动问题得到解决的钥匙？或至少是关键因素之一？或者应该是促成其他“三X”问题得到解决的一个基础？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研究。李宇明（2014）在谈到我国相关语言问题时，曾指出“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是一个语言不敏感的民族”，或者可以成为这种功能认可潜意识的一种解释。

     问题二：是基于大湾区语言生态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吗？

因为它所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机制，而是大湾区内包括香港745万和澳门63万在内的7000万人口，这个群体，尤其是这个群体中的香港同胞和澳门同胞，基于特有的历史文化原因，不管是士农工商、男女老少，他们对其所使用的英文、葡文包括很多时候首先定义为粤方言的中文所附带的价值，可能与珠三角九市人群对所持语言的价值的认同有着种种的差异，这种差异难以像其他的“三X”一样可以有一个清晰可见的机制去求得成功的证明，这里面尤以对英文在大湾区规划发展应该如何定位还缺少充分的讨论。我们注意到《规划纲要》关于“葡文”“葡萄牙语”为指向的相关平台载体规划数次被提及，但是关于中文和英文在大湾区建设中应该如何进行鲜有涉及，这可能使得人们在讨论“三X”来证明“两制”之利的时候，对于“三文”问题做出了一种回避，这种回避也许是中国智慧的一种表现。

     问题三：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评估中文（尤其是国家通用语言）与英文、葡文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就相关问题都有相应的表述与定位。宪法中说“国家推广普通话”，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中，相应的表述是“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言”“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应该是留有政策规划空间的。法律语言的精确性告诉我们，这种“除……外……还可……也是……”的格式其实暗含一种价值选择，后面出现的选项表示的是一种“添加”（宋海燕 2015）和“类同”（马真 1982）。所谓“添加”和“类同”，在语值上可能还包含着一个含义，那就是它不是首先被关注到并被提及的，基本法首先关注提及的是中文。如果说基本法关于“三文”各自的法律地位有了这种原则性表述，那么在大湾区规划发展这个新的背景下，“三文”在基本法允许的框架内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更好呢？如果在“使用中文”这个框架中再考虑到“国家推广普通话”这个因素，那大湾区下一步语言生活的发展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样态和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二、大湾区战略定位背景下的问题观察

大湾区的语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除开上述“一国两制”视角外，我们还可以从大湾 区的战略定位这个角度出发分析大湾区发展中可能面临的语言问题。在《规划纲要》中，对大湾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包含5个方面，依次分别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如本文开篇所述，大家在讨论大湾区的战略定位是较少从语言视角来审视其是否存在需要进行规划建设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有些问题是需要提出来讨论的，其中至少有如下4个：

     问题一：要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能力？

毫无疑问，大湾区科技创新选择用何种语言表达与传播？其基础同样离不开语言能力，这方面语言能力的表现是国家语言能力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应该如何进行语言强国建设，有关学者已经有过系统阐述（李宇明 2010）。世界上的几个大湾区，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语言能力当然是依托英语形成的，粤港澳大湾区要达到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科创中心的目标，是否一定也要具备美国湾区那样的语言能力？但是我们发现，日本东京湾区的地位并非通过拥有强大的英语能力以推动创新创造来形成的，其科学技术立国方针的持久推行及高效的译介机构和有效的科技情报系统成果转化机制可以给我们以另一个方向的启示（张睿蕾 2011）。那么，如何设计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能力的建设方向与步骤应该进行系统考虑。

     问题二：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大湾区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

广东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出发地，在历史上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香港、澳门同样也不例外，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从海上联通欧亚非3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海上、陆地的呼应，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有150个国家参加。作为支撑，今后如何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通物流枢纽和国际文化交往中心，如何布局、如何建设大湾区的语言服务，也应该进行系统考虑。

问题三：要成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大湾区需要做出一种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引领？

这里面实际上蕴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过程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语言规划？二是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全面务实合作需要有哪些语言事项需要解决？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作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才会名副其实。首先重视抓好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的语言环境（设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行动切口。

问题四：要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大湾区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语言生态？

这个方面直接和大湾区内最大多数人群的语言生活相关，更多时候涉及文化交流融合、城市群管理和社会治理问题，语言问题尤其是语言生态问题平时可能引而不发，遇到某些导火索就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纷扰，我们应该切实做出一些语言生活的建设指引才能有裨益于优质生活圈的建成。
上述这些基于大湾区战略定位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不是大湾区语言问题的全部，但即使是这样，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并且，这些问题与前文提及的“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三文”所涉及的语言问题里外彼此纵横交错，恐怕也不是区区一文就能解决。

三、基于空间格局的大湾区语言建设的策略建议

上文提出了9个方面的问题，为了便于对问题的解答，我们想从空间格局和领域格局两个方面对前面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这里先从空间格局方面提出一些粤港澳大湾区语言建设的策略建议。根据大湾区空间所涉不同层次角度和功能定位，我们认为相应的语言建设的策略应该有所不同，从策略性质上看，大体上可将其分成示范、呼应、融通、互渗、服务4个方面。

（一）示范

这是针对大湾区三大合作平台而言。《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作用，探索协调协同发展新模式”。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要合作的事项多、范围广，除开面上推进外，国家在深圳、广州、珠海部署了3个自贸区重大合作平台，国家领导人到广东视察，2018年去了深圳前海、珠海横琴，2019年到了广州南沙，由此可见几个平台的分量之重。很多政策措施可能一时在香港、澳门不能落地，那么就可以在这3个平台上探索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探索这种发展新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内地与港澳的深度合作示范区提供最有说服力的实践。基于此，我们认为在3个重大合作平台上进行语言文字的规划建设具有基础性的示范作用。这3个重要平台构成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此前的产业园区、国家新区最为不同的一点，即它是一种特定的制度试验区，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以往阻碍粤港澳三地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这里面涉及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等不同方面。如果要促进这些要素的便捷有序流动，我们在语言文字环境建设方面就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既要考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在3个平台的各种语言文字设施得以保障，也要考虑到来自香港、澳门的人员，让信息不会因英语、葡萄牙语或者其他语言文字来进行的传递而受到阻碍、耽搁，因为自贸区有一个功能就是要粤港澳专业人才在自贸区集聚执业、就业。为此，3个平台都有必要为不同语种、不同文字的人员交流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也要积极营造好在更多场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机制。广州南沙（自贸）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多语种导诉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根据媒体报道，在该中心的立案登记窗口，南沙（自贸）区法院还专门设置了多语种接待岗，为工作人员配备了智能语言翻译器，以更好地为外籍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再例如在这几个区域推行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就应该有步骤地考虑大家彼此之间交流工具的趋同推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同时为粤港澳人才进一步与内地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呼应

这是针对香港、澳门、广州、深圳这4个中心城市而言。《规划纲要》对四者的整体要求是“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但由于每个中心城市本身的禀赋各不相同，他们各自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如果将这种比较优势代入到相应的语言建设工作中，他们各自的重点和选择可能是有同有异。因此，我们要梳理好这些异同，着意引导建设，使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呼应，从而助力于大湾区的发展。香港要“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英语作为国际第一语言的地位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样这座城市才会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澳门要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就意味着葡文（葡萄牙语）在澳门的语言生活中不能走上式微之路。大湾区在相当意义上是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葡语国家如葡 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等，可以通过这 样的纽带更加自然地增进与中国的往来合作。中华文化主流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合作意味着中文和其他 语种语言只要有需要，在澳门这块土地上都有其存在空间。广州要“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这或许意味着广州在语言建 设方面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服务功能要进一步增强，作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的培育意 味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也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深圳要“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 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要“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 市的引领作用”，这或许应该要求深圳在不断用国际超级语言向世界发出创新创意之声，同时也要更 加重视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从而起到相应的引领作用。

（三）融通

这是就珠三角九市与香港、澳门之间的整体语言生态性质而言。自《规划纲要》颁行后，关于大湾区内如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广东省的解读是要结合三地实际、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更多“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的创新举措，对于这些创新举措的性质用得较多的描述是联通、融通、贯通。从广东珠三角九市来看，更多的是学习借鉴港澳经验，携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水平，吸引各种要素汇聚到大湾区。但如果从语言建设这个角度来说，大湾区内建设努力的整体方向或者用“融通”这个概念进行价值引领可能更为合适，这种湾区之“通”，有的强调的是一种体制机制规则上的看齐，只要是国际通行的，就可以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在广东复制推广，这可能更接近于贯通与联通；有的则要根据三地的不同进行互认互鉴，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融通。鉴于大湾区内语言生态的多样性，我们很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用某一种语言文字系统来一统湾区，很多情况下可能要在不同的事项切口上形成一些差异化的解决方案，上述4个中心城市彼此之间形成呼应，其结果就会实现融通。国家发改委有关专业人士表明，与发达国家城市对比，中国城市边界交流成本较高，跨区域发展打破壁垒是必然的发展路径，纽约与新泽西边界线为1.2公里，经济成本为20公里；美国与加拿大的经济边界约为47公里；香港和深圳虽然仅隔深圳河，但其之间的经济成本实际高达266公里。要使得彼此之间降低交流成本，就必须做到融通。《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莲塘/香园围口岸、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横琴口岸（探索澳门莲花口岸搬迁）、广深港高速铁路西九龙站等新口岸项目的规划建设，进一步实现通关便利化，更好解决大湾区人流要素的自由便捷流动问题，这里面就涉及通过各种语言工程手段的融通解决三地彼此间的信息一体化问题。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重要节点城市与中心城市的互动合作，带动周边特色城镇发展，在语言生活上的表现就应该是一种融通，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多有少，与时俱进，动态管理，不断趋近融通的理想格局，只有这样，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才会得到相应的文化上的发展保障。

（四）互渗

这是针对大湾区与内地其他几个国家战略彼此间的关系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四大国家战略。跨区域战略的主要特征是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构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它有利于推动各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极大地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随着跨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格局的初步形成，几个大区域彼此之间势必形成合力，最终将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建设如何发挥作用？我们认为互渗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选择。从大的情形而言，这种互渗可能会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化取向会使以英语为载体的各种发展要素在其他几个地区产生比较大的边际效应，同时其他几个区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可能会在粤港澳大湾区也拓展出更广阔的使用空间。从具体情形而言，大湾区内因为语言生态的多样性，尤其是粤方言使用人口众多，如何平衡好当地方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关系，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是我们要充分考虑的事情。这几个大的区域各自都有不同的方言版图，涉及吴、湘、赣及北方方言，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语言建设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体化的追求。由于各个区域拥有的语言和方言背景不一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文化教育背景不一样，语言和方言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依附程度或者促进程度也不一样，对于这种大区域彼此之间如何互渗，我们还需要加强研究并进一步形成促进互渗的机制。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几个国家战略大区域彼此之间的一体化，我们所进行的是一个并无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伟大实践；就现实世界而言，这既不同于美国的发展之路，也不同于欧盟的发展之路，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对于如此历史背景下的大区域之间语言政策的走向，我们一定要有行稳致远的规划与建设。

（五）服务

这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功能作用而言。《规划纲要》提出大湾区要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这里面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更好地发挥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功能和作用，二是要提高珠三角九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就其实现路径来说，就是要在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通物流枢纽和国际文化交往中心，从而达到国际国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对接；要做好这种有效对接，就必须提供良好的语言服务。以国际文化交往中心为例，《规划纲要》中关于大湾区各类中心建设目标超过40个，和国际文化交往中心相关联的中心应该包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澳门）”“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广州）”“岭南文化中心（广州）”“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香港）”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文化交往中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立足于“一带一路”，首先做好中国文化在大湾区吸纳国际认同的传播工作，在《规划纲要》的其他部分也就此提到，要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鼓励香港发挥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香港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魅力等，都是作为国际文化交往中心的一种必然体现。国际文化的语言数以百计、千计，要使他们能够通过大湾区来进行文化交往、交汇，我们就有必要做出科学有效的语言服务方面的对接。

四、基于领域格局的大湾区语言建设的策略建议

根据《规划纲要》里面部署的重点领域（主要集中在第四章至第八章），有的领域要想达到规划发展的目的，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在3个关税区、3种法律制度、3种货币以及3个合同区与3个教育区这样的背景下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策略建议，全面系统地进行语言文字的规划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实事求是地依据“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的原则指引，针对不同领域主体，我们提出如下一些策略建议：“双通”相谐；效率优先；重视多语多言能力的培养；融通主导。

（一）“双通”相谐，并行而不悖

这主要是针对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出的策略建议。“双通”相谐的意思是要在这个领域做好国际通行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和谐并举。《规划纲要》拿出两章来说明大湾区建设在这方面的目的，里面涉及的具体任务很多，可以说每一样都是大事项。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例，这里面直接提到的“国际”概念将近10处，里面包括“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国际化创新平台”“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国际技术转让”“加强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贸易方面的国际合作”等，在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部分中包含“国际”概念的提法也不下10处，这充分说明国际化在这些领域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英语是当今世界通行的国际语言，因此，我们在进行这些方面的建设过程中，将讲英语作为表达和参与国家合作与竞争的手段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远期规划是要到2035年，这是十九大提出的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节点，这个时候国家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国民语言能力一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更大幅度的提升，这种提升一定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水平作为重要指标的。大湾区中一定会有一批代表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企业成为国际科技创新的坚实基础。根据《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公布的全球创新活力群TOP100，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具有综合创新优势的东京-横滨地区。截至2017年，仅广州、深圳、东莞三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就接近15000家，拥有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创新、广汽集团、广药集团、金发科技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龙头企业（曾志敏 2018：86）。这些都是大湾区内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企业，这些企业走向国际的时候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标准信息传递工具手段方面责无旁贷。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包括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提升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水平，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从加工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再制造等环节延伸，这里面无时无刻都不可能没有语言文字的选择使用。我们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在这方面用“双通”相谐的方式同步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截至2018年4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达4.72万家，超越江苏位居全国第一，这里面制造业大部分都在珠三角九市（南方日报社 2018a：8）。对于全面实现这些企业的“双通”相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效率优先，做好语言服务

这主要是针对大湾区建设中的各种硬联通和软联通提出的策略建议。各种语言环境建设工程要以信息传达的速度效率作为第一诉求，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做出各种语言工程的科学安排。《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水资源安全保障等，这些应该都是属于硬联通的相关内容，它们在实施过程中自然离不开语言文字。以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例，其中包括建设世界级机场群、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等内容，我们应该根据具体实施地及关涉人群重点的不同来确定相应的语言文字建设策略。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的各个子项就应该优先做好多语服务的谋划，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主要是要完善大湾区经粤东西北至周边省区的综合运输通道，有的是要对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繁忙路段扩容改造，这些都应该根据现已采用的相关语言文字标准来实施，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享有优先地位；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以连通内地与港澳以及珠江口东西两岸为重点，还要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为主的基础上，对多语多方言（主要是粤方言和繁体汉字）的语言服务工程考虑得更为周全一些。以港珠澳大桥（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的语言环境建设为例，在珠海口岸使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Zhuhai Port），在香港口岸使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Hong Kong Port）。软联通主要体现在大湾区内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方面的高效联通，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人流方面推进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推进大湾区城际客运公交化运营，推广“一票式”联程和“一卡通”服务；物流方面加快发展铁水、公铁、空铁、江河海联运和“一单制”联运服务；信息流方面加强粤港澳智慧城市合作，探索建立统一标准，开放数据端口，建设互通的公共应用平台，建设全面覆盖、泛在互联的智能感知网络以及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资金流方面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银行、保险机构，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设立经营机构等，都应该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做好语言文字选择使用上的安排。《规划纲要》就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合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划指引，提出探索推进在广东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交通等民生方面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研究建立粤港澳跨境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开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合作；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在珠三角九市港澳居民比较集中的城乡社区，有针对性地拓展社区综合服务功能，为港澳居民提供及时、高效、便捷的社会服务，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应急协调平台，联合制定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等。在这些机制、平台、预案系统中，按照效率优先做好语言服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根据香港、澳门和内地的不同情况，尊重语言选择使用的成例便捷服务，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基本的语言态度。

（三）在中小学及幼儿园

重视多语多方言能力的培养

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大湾区内不同的教育区在今后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语言教育的情况而言的。这里的语言教育包括3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珠三角九市的教育在执行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语言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教育。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看，要更加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并且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是面向国际。以教育而论，目前大湾区高等教育排在世界前100位的大学都在香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英语作为学校教学语言和参与世界科学研究的文献语言力量雄厚，大湾区要引进港澳的高等教育到广东开展教育合作，就必须更加重视对英语这样的国际性语言的教育运用，这样也有利于国家高端人才的集聚。国家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例如广东投入巨资建设的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就采用全英文教学，这些目的的达到都需要我们全链条重视英语教育。第二个含义是港澳地区要进一步重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教育学习，这主要是基于内地已经成为并将在更大范围内成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成就地，如果他们在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有更多机会接触、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那么这一定会为今后他们的成长成才奠定更好的基础。香港已经实行12年义务教育，中小学实行双语教学。根据香港教育局公布的中小学8个学习领域中的科目，其中的“中国语文教育”小一到小六及中一至中三，均要求开设“中国语文”和“普通话”，高中开设“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学”，可以看出目前香港中小学在这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应的基础。香港教育局就相关教育与宗旨的阐述中也明确表明“积极主动地以两文三语与人沟通”（小学）、“学习两文三语，有利更好学习和生活”（初中）。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对中小学相关的规定为公立学校以中文/葡文为教学语言。实际上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葡、中、英3种教学语言，中文包括普通话和粤方言。曾经有研究报告指出澳门基础教育中的普通话教学还有不少提升空间。第三个含义是在大湾区还要重视母语和母方言的教育，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澳门地区葡人子弟的葡语教育不能缺失，《规划纲要》对葡语为基础的相关项目建设有明确涉及，葡人子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需要从语言教育上加以注意。二是粤方言的教育，不管是珠三角九市还是香港和澳门，操粤方言的人口超过覆盖绝大部分区域，粤方言也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维系海外华人情感往来的一条天然的文化纽带，需要三地在语言教育中留有足够的空间。那种认为让粤方言使用范围不断缩小好像才有利于大湾区一体化进程的观点既不现实也不正确，这需要我们在进行语言建设中做好相关工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学生的学习成长阶段尤其是中小学阶段，我们要提供足够的语言教育资源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既有普通话和粤方言语言能力又拥有英语或葡语语言能力的多语多方言人才。

（四）融通利导，有所选择

这主要是针对在《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基本以内地为立足点建立若干方面的交流就业创业的机制而言的，融通是基础，利导是因势利导，国家通用语言成为交流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首选语言。相关机制的内容包括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支持“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香港“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和澳门“千人计划”等重点项目实施，促进大湾区青少年交流合作，在大湾区为青年人提供创业、就业、实习和志愿工作等机会，开展青少年研学旅游合作，共建一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鼓励举办大湾区青年高峰论坛，研究开放港澳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到广东考取教师资格并任教，研究赋予在珠三角九市工作生活并符合条件的港澳居民子女与内地居民同等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权利，还要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顺利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等等。由于这些工作主要在内地进行，鉴于内地已有的语言环境和三地青年已经拥有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们进一步融入国家参加国家建设的需要，融通选择、因势利导将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作为首选，当然内地在相关语言服务环境的配套服务上也不能有所缺失，有语言能力的首选，但并不排斥多语多方言能力的发挥。例如由腾讯集团主办的腾讯粤港澳湾区青年营自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3期，围绕多个主题开设课程及活动，着力培养三地学生的领导力，其在融通利导方面就做得非常自然。

五、结　语

本文就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所涉及的语言问题的梳理大致提出了9个问题，对于大湾区接下来的语言建设的策略大致也提出了9个方面的建议。问题与建议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地进行一一对应，大体上是想对主要问题进行梳理，根据《规划纲要》的布局再对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梳理，争取对下一步的实际工作能有所启发，以裨益于国家及地方的相关决策参考，在实际情况中很多工作是需要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的。如果从更加细致的层面角度出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语言问题还有许多，语言建设的具体任务更是不胜枚举，这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分析，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解决，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对大湾区语言问题的研究只能说是才刚刚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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